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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电影人(172)

作者:superpanda 时间:2020-06-29 07:13:35 标签:娱乐圈 业界精英 甜文 年代文

  材料又被打出来了,旁边附着中文翻译。
  “好了,”谢兰生说,“我真心希望,这场风波赶紧平静,这场闹剧赶紧过去,观众目光可以放在《一见钟情》电影本身上。”
  他说完,深蓝影业的叶总又做了一些补充回应。
  屋里都是各大电视、各大网站娱乐记者,他们会把这些回应最大限度传播出去。
  …………
  两点半钟,深蓝影业的发布会结束以后,公司公关在网络上同样发了澄清公告。
  因为针对谢兰生的两个帖子是发布在天下电影论坛上的,深蓝影业这封回应也发布在了天下电影主版块上。
  它采用了设问形式,一共分四个部分,第一部 分叫“《一见钟情》有潜规则?”第二部分叫“《一见钟情》收费试镜?”第三部分叫……而每一个标题下面,深蓝影业都啪啪啪贴出一堆实际证据,无法反驳的实际证据,与之并列的还有条理清晰的冷静说明,十分可信。
  与此同时,它还发了一封导演谢兰生的补充公告,题目叫《是我起了反叛之心——我的15年,我的反思》。
  所有人都被打动了。
  谢兰生在信里写道:
  【我在最近才意识到,这个社会变化太快,很多朋友并不清楚十几年前种种状况,因此,我也愿意随便说说我这15年,我的想法。
  我出生在1969年。说来有些不好意思,我大概是三岁那年对于“电影”着了魔的。大家可能并不知道,直到1994年欧美电影才正式地进入中国,但我当时非常幸运,因为小叔有些门路可以跟他看“内参片”——由专人引进、翻译,给首长们看的片子。三岁那年,看到荧幕上机关枪突突突突地扫射时,我的手脚一阵抽搐,还“啊啊”地尖叫了。这件事在后来成了家人取笑我的素材。可我想啊,它那么真,那么真……又真实,又梦幻,像我们的现实世界,但是更美。真的更美。
  我喜欢看“内参片”,比如《大幻影》《发条橙》《午夜牛郎》《安妮·霍尔》……并且深深为之着迷。我控制不住地每天模仿电影中的人物,学他们说话,学他们行动……可是后来我意识到,我学校的那些朋友都没看过这些片子,甚至,没看过任何片子。于是,为了不让朋友眼馋,我便把对电影的爱深深深深隐藏起来,可是,当它成为一个秘密,它变得更为珍贵。这一隐藏,就是十年。
  说来还是不好意思,我本能考北大清华,却选择上电影学院,在交志愿的那天把第一志愿偷偷改了。家里当时鸡飞狗跳,我被打了无数顿。可我很开心,真的开心,好像,戈达尔的激烈情绪、特吕弗的人性洞察、斯科塞斯的慑人张力,都触手可及了。
  可实际上不是这样。
  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去工作。我为了有上片机会主动放弃留京名额,然而最终还是失望了。当时拍片需要厂标,我们单位一年一个,大导演们还不够分,刚毕业的只能等着。有回,厂里必须筹备、摄制关系户的一部电影,文学部的问了一圈,没有导演愿意沾,而我为了可以上片大刀阔斧修改剧本,可临开机时,厂长却让把“总导演”给有关系的其他人,我只能当执行导演。我拒绝了,继续蛰伏。到1991年3月,我听见厂长说,“谢兰生要锻炼五年才能真正承担重任。”我不知道,这是因为我不“听话”,还是因为我新毕业。
  可是,“等”会耗尽我的才华。那天,我决定了自己拍片。我当时对我自己说:“你好,我叫谢兰生,我已经毕业两年了,再不拍片我就要死了。”我想,为何画家可以画画,作家可以写书,导演却不能拍电影呢?我偷偷拍,再偷偷卖,我管不了那么多了,我蹲监狱我也认了。作家不能只当助手,画家也不能,别人的片跟我的片完完全全是不同的。
  于是开始筹备《生根》。
  当时很难。为了筹资,我到公园演过猩猩……为了……我……中国境内不能冲印,我把片子送去澳洲,澳洲海关开箱检查,胶片见x光,报废了,一切又要重新开始……】谢兰生把一点一滴在纸上写出来了。
  另起一行,兰生又道:
  【我再一次非常幸运,《生根》入围都灵影展。我没资金去打广告,只能站在酒店门口,或站在会场门口,一边发宣传单,一边说:“请来看看我的片子!请来看看我的片子!”那个时候,参加影展、卖掉版权,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,是唯二的见光机会。何况,我也必须还清欠债。
 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回来我被禁了8年。
  1993年,《美丽的海》入围戛纳,1994年,《山坎》《黑白》退出影展,我就觉得挺没意思,欧美参展挺没意思,于是,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。有一回,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,跌下来,摔断了腿,我在医院悄悄哭了,想,“我好想被公映啊。”“真的,好想被公映啊。”
  1995年,VCD盗版碟流行起来,我觉得是一个希望,被看到的一个希望。于是,我请莘野来拍《圆满》,又一次参加影展。《圆满》柏林擒熊以后,盗版商们毫无反应,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,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,最终,我的盗版出现了,我那时候欣喜若狂,在大街上跑了起来。
  1997年……
  2003年,我永远都忘记不了。11月1号那天下午,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,却见到了《看电影》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。在那里,张总编对我透漏,“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!”“流程变了,在前进了!”“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!”
  他没说错。2003年11月30号,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,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。
  而后,这一年半,我拍摄了《一见钟情》。
  至此,走过漫漫的15年,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。
  被人看到的时候,我才是活着的。
  在我看来,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、别无选择,即使后来被讨论、受争议,我也从来不曾后悔,亦不曾羞愧。那时情况太特殊了,与今天完全不同,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。我有时候觉得委屈,想: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?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?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?说实话,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,或是大国崛起,或是别的,我很为难,它做不到。不过,另外一些时候,我又陷入一种迷茫。政治实在太复杂了,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。我只知道,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“过不过界”。至于现在,我不想了,只要导演还想公映,“过不过界”有人决定,无法由他本人决定。我更在意我能做的,比如,就在上月,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,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——希望,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,减少官员的数量,增加其他人的数量,比如,电影与社会的学者、儿童教育专家,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,以及……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。我只想从电影出发,也只能从电影出发。我希望能更加自由,我不避讳这一点。】
  性格使然,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,这个阶段,他更思考“能做什么”,比如促进放宽尺度,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。不过,他也知道,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,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,“不沟通”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。
  最后,谢兰生写道:
  【这些天,一些朋友常常问我:谢兰生,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?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?你是不是非常伤心?是不是非常绝望?
  老实说,没有。
  我们这些“独立导演”的解禁电影陆续上映,被观众嘲笑说“闷”,被媒体宣判死刑,而我还有《一见钟情》呢,被争论、被打压,可是我们还在拍摄电影,我们还在这里活着。过去是,现在是,将来也是。我们经历太多太多,我们永远不会枯萎。所以,尽管争论,尽管打压,我并不会想要摆脱‘独立导演’这个标签,亦不会想要逃避刀刀见血的新市场。“六代导演”“独立导演”“中国导演”……或者,“转型期的中国导演”“夹缝中的中国导演”,这些词汇我都听过,经常不是好词,可我愿意属于它们,发自真心地愿意继续属于它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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